世人都知道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，但谁也想不到派系斗争会如此血腥残酷。1942年春天，一场震惊全国的命案在洛阳上演：河南第十二区行政督察专员韦孝儒与5名无辜者一同被活埋于机场枯井之中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这起命案的主谋竟是军统王牌杀手、华北督导团少将副主任赵理君。一个堂堂少将为何要如此残忍地杀害一位地方官员？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政治角力？当我们揭开这段历史的面纱，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正等待着我们……

军统王牌杀手的恐怖履历

＂枪声一响，暗杀就成功一半了。＂这是赵理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作为军统四大金刚之一，赵理君在国民党特务系统里有个不成文的传说：只要是他接手的暗杀任务，从未失手。

1931年的上海，一位身着西装、面带微笑的男子走进了复兴社特务处。这个来自四川大足的青年，就是后来令人闻风丧胆的赵理君。黄埔五期毕业的履历，让他在进入特务处的第一天就受到了特别关注。

戴笠对这个年轻人的第一印象并不算好。因为在填写入职资料时，赵理君毫不避讳地写下了自己曾参加过共产党。然而，短短三个月的特训后，赵理君就用一次任务打消了戴笠的疑虑。

那是发生在法租界的一起暗杀行动。目标是一名与日本特务机关有联系的汉奸。赵理君只用了一把水果刀，就在热闹的马路上完成了任务。更令戴笠刮目相看的是，他在撤离现场时，竟然若无其事地走进了附近的一家咖啡馆，点了一杯咖啡，等巡捕房的人来了又走。

从那以后，赵理君便成了戴笠手下的一把尖刀。1933年，他被派往杭州，负责监视一批被国民党政府列为＂危险分子＂的文化人。在那里，他创造了一个令人胆寒的纪录：三天之内，连续处决了四名目标，且每一次都采用不同的手法。

1935年，赵理君回到上海，开始执行一系列震惊全国的暗杀任务。他在上海滩组建了一支秘密行动队，成员多为退伍军人和江湖亡命之徒。这支队伍不仅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，还经常采用易容术进行伪装。一时间，＂地下皇帝＂杜月笙都对这支神秘力量忌惮三分。

在上海的三年间，赵理君完成了至少12起重大暗杀。其中最为轰动的是对《申报》总经理史量才的暗杀。行动当天，他的团队在沪杭公路上设置了一个巧妙的路障。当史量才的车被迫停下时，赵理君亲自走上前去，装作是请求搭便车的旅客。等史量才摇下车窗的瞬间，子弹已经出膛。

暗杀唐绍仪的手法则更显示出赵理君的＂艺术性＂。他先是通过多方打探，得知唐绍仪有收藏古董的爱好。于是，他假扮成古董商人，用低价的赝品换取了唐绍仪的信任。在第七次登门拜访时，他带去了一个精心准备的＂礼物＂——藏在古董花瓶中的利斧。

这些＂辉煌战绩＂让赵理君在军统系统内地位节节攀升。到1941年，他已经是军统内部最年轻的少将。据说，每当军统要进行重要暗杀行动时，戴笠总会先问一句：＂赵理君在哪里？＂

然而，权力和名声并没有让赵理君满足。1941年底，他主动请缨，要求到河南洛阳任职。表面上，这是一次平调。但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，这里面有更深层的算计：洛阳是军统与中统势力的角力点，谁能在这里站稳脚跟，谁就能在江南和西北之间建立起一条秘密通道。

洛阳地下暗流涌动

1942年初的洛阳城，表面上一派繁华景象。作为豫西重镇，这座古城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抗战时期的军政要地。然而，在这座千年古都的地下，一场看不见的较量正在上演。

黄河决堤后形成的黄泛区，本是阻挡日军南下的天然屏障。但在一些人眼里，这片＂无人区＂却成了一条财路。每天傍晚，总有大批装满货物的船只借着夜色，悄悄从通许县的几个秘密渡口出发。这些船只中，有的装着从沦陷区运来的布匹、药品，有的则装着更为致命的货物——鸦片和吗啡。

军统在洛阳的＂生意＂做得风生水起。他们控制着多个渡口，每月光是＂过路费＂就能收入数十万法币。赵理君的心腹曹银屏更是在此基础上，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走私网络。从日占区到国统区，从豫北平原到秦岭山区，他们的势力遍布各地。

起初，这些见不得光的交易都在暗地里进行。但随着利益的膨胀，军统的手段越发明目张胆。他们不仅在渡口设卡收费，还派人沿途＂护送＂，美其名曰＂保护商旅＂。甚至有传言说，一些日伪军的军需物资，也通过这条路线运往大后方，换取紧缺的战略物资。

然而，军统的这条＂财路＂很快就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。1941年底，韦孝儒以河南第十二区行政督察专员的身份进驻通许。作为地方行政长官，他同时兼任保安司令一职，手握军政大权。

韦孝儒上任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整顿各个渡口。他下令所有过河船只必须登记，并派保安部队严查可疑货物。这一举措立刻激怒了以曹银屏为首的走私集团。双方的第一次正面冲突，发生在1942年1月的一个深夜。

当晚，曹银屏的一支运输队在黄河北岸集结，准备渡河南下。这支队伍打着军需物资的旗号，实际装运的却是一批从天津运来的鸦片。韦孝儒得到密报后，亲自带队前往设伏。在渡口处，双方爆发了激烈冲突。交火持续了近一个小时，最终保安部队缴获了大批毒品，抓获了十几名走私分子。

这次行动重创了军统的走私网络，但也埋下了更大的祸患。曹银屏不甘心损失，多次派人向韦孝儒示好，希望能以重金买通对方。但韦孝儒不为所动，反而加大了打击力度。他在省政府会议上公开抨击某些＂披着军政外衣的不法分子＂，矛头直指军统。

到了1942年2月，局势进一步恶化。保安部队在一个月内连续破获了三起大案，缴获的毒品、走私物资价值超过百万法币。更重要的是，韦孝儒通过这些案件，摸清了军统在洛阳地区的走私网络。他开始有计划地切断军统的各条线路，并将证据整理成册，准备上报中央。

此时的洛阳城内，已经暗潮汹涌。军统的眼线遍布各处，而保安部队则在各个要道设卡布防。百姓们都看得出来，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。

两大特务系统的较量

＂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缉私案件了。＂1942年2月底，韦孝儒在给陈立夫的密信中这样写道。这位中统在河南的干将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。

韦孝儒与CC系的渊源要追溯到1930年代初。那时的他还只是河南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，因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引起了陈立夫的注意。陈立夫当时正在为中统物色合适的人才，而韦孝儒的教育背景和地方名望恰好符合中统的需求。

在陈立夫的引荐下，韦孝儒很快就在CC系站稳了脚跟。他在河南一手建立起了中统的情报网络，将触角伸向了教育界、商界和地方政府。到1941年，韦孝儒已经成为了CC系在河南的重要代理人。

然而，随着抗战的深入，中统在河南的势力逐渐受到了军统的挤压。军统凭借戴笠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，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。他们通过掌控交通要道、设立检查站等方式，逐步控制了河南的地下经济命脉。

双方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发生在1941年夏天。当时，中统在郑州设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点，负责收集日军在河南的情报。但这个联络点很快就被军统发现，并以＂勾结敌特＂的名义将其捣毁。事后调查发现，这完全是一个栽赃陷害的局。

这次事件让CC系大为光火。陈立夫随即调动关系，让韦孝儒出任第十二区行政督察专员。这个位置看似普通，实则位于军统西进路线的咽喉要道。韦孝儒的上任，等于在军统的地盘上钉了一根钉子。

为了支持韦孝儒，CC系在暗中调动了大量资源。首先是人事安排，韦孝儒的几个亲信被安插到了河南省政府的要害部门。其中，税务局和公路局的两个科长，都是中统的秘密成员。

其次是武装力量。除了正常编制的保安部队外，韦孝儒还得到了来自杞县老家的支持。他的族人组建了一支近百人的民团，名为保护乡里，实则成为了他的秘密武装。

最关键的是经济支持。CC系控制的中国农民银行秘密向韦孝儒提供了大量资金，使他能够在与军统的较量中保持优势。这些资金除了用于日常工作，更多是用来收买情报和打通关节。

但军统也不是好惹的。他们很快就发现了韦孝儒背后的CC系势力，并开始了针锋相对的反制。先是派人打探韦孝儒的家族底细，继而对其亲信展开威胁利诱。一时间，两大特务系统的暗战在洛阳城内全面展开。

军统更抓住了一个关键点——黄河渡口的地下经济。他们故意放出消息，说愿意与韦孝儒分享渡口的收益。一方面是试探韦孝儒的立场，另一方面也是向CC系释放谈判的信号。但韦孝儒始终不为所动，这让军统感到了极大的威胁。

到1942年初，形势已经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。军统在洛阳的负责人赵理君向戴笠发去急电，称如果不尽快解决韦孝儒，军统在河南的所有布局都将功亏一篑。

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

1942年3月15日的洛阳城，春寒料峭。这一天，河南省政府召开了一场全省专员会议。按照会议安排，各区专员需要在洛阳停留三天，讨论战时治安问题。然而，没有人知道这次会议竟成了一个致命的陷阱。

赵理君早在会议召开前两周就开始部署。他先是派人打探到韦孝儒的住宿偏好——每次来洛阳开会，韦孝儒都会选择住在复旦中学。这所学校的校长郭兆曙是他的老友，也是学校董事会的成员。

3月14日晚，曹银屏带着一支十人小队秘密进驻了复旦中学附近。他们化装成普通商贩，分散在学校周围的茶馆和小店里。同时，赵理君还调来了一支便衣小队，以机场警卫的名义驻扎在离学校不远的飞机场。

当天深夜，赵理君召集核心成员开了最后一次会。据后来落网的特务交代，赵理君在会上只说了一句话：＂办完事后，直接去机场。＂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意味着什么。

3月15日上午九点，韦孝儒准时到达省政府大楼参加会议。整个上午的会议都在讨论如何加强战时治安管理。韦孝儒还在会上发言，提出要严厉打击投机倒把行为。这成了他在公开场合的最后一次讲话。

中午休会时，韦孝儒没有和其他专员一起去省府招待所用餐，而是独自回到了复旦中学。这正中了赵理君的下怀。下午两点，当韦孝儒在校长室与郭兆曙谈话时，曹银屏带着一队便衣闯入了学校。

事发时的细节，后来是从学校的一位看门老杨那里得知的。他说那天下午看见十几个穿便衣的人冲进校园，直奔校长室。韦孝儒的两名护卫想要阻拦，却被特务们用枪托击倒在地。

校长郭兆曙和教务主任南西光闻声赶来，正好撞见特务们押解韦孝儒出门。郭校长上前理论，却也被一并带走。教员丁次镛试图跑出校门报警，也被特务追上并抓走。

特务们用两辆早已准备好的军用卡车，将韦孝儒等六人押往机场。据目击者称，一路上韦孝儒始终在大声疾呼：＂我是政府官员！你们这是违法行为！＂但街上的行人都被特务用枪威胁，不敢靠近。

到达机场后，曹银屏命令将六人带到南端的一口枯井旁。这口井是民国初年打的水井，因水质变差早已废弃。军统特意选择这里，就是看中了它偏僻隐蔽的位置。

特务们先用枪托将六人打晕，然后推入井中。随后又用事先准备好的石块和沙土将井口填平。最令人发指的是，他们还在井口上方搭建了一个机枪掩体，美其名曰＂加强机场警戒＂。

整个行动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完成了。当天下午三点半，韦孝儒没有出现在会议室时，与会者只当他是身体不适。直到第二天上午，省政府才发现韦孝儒失踪。随后，复旦中学也报告了郭校长等人的失踪。

三天后，飞机场的一名工人注意到，新建的机枪掩体下面散发出阵阵恶臭。这条线索最终揭开了这起骇人听闻的命案。

案件水落石出

1943年3月的一个清晨，洛阳北大街亨德利钟表店的郭老板推开店门，发现柜台上的一块价值连城的瑞士名表不见了。这块表原本是他准备送去修理的，如今却不翼而飞。郭老板立即向警方报案，没想到这一举动竟牵出了轰动全国的韦孝儒命案。

案发后不到一周，当铺老板王德财向警方报告：有人试图当掉一块与失窃手表特征相符的名表。经查，这名当表人正是赵理君的勤务兵乔孬。乔孬被捕后，在严刑拷打下道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：他不仅参与了抢劫手表案，还是韦孝儒命案的直接参与者之一。

原来，乔孬当时负责在复旦中学外放哨。行凶后，他从韦孝儒的随身物品中顺走了这块名表，一直藏在身上不敢销赃。直到案情平息，他才试图将表当掉。这个疏忽，最终成为了破案的突破口。

警方根据乔孬的供述，很快在他的住处搜出了更多物证：韦孝儒的钢笔、皮夹，以及一份写有行动计划的手稿。这些证据都直接指向了军统洛阳站。第一战区司令部随即下令，逮捕了包括赵理君、曹银屏在内的二十多名嫌疑人。

案件在审讯过程中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。当地警察局长采用了一个险招：他命人将乔孬带到郊外，用同样的方式将其活埋至脖子。这一手段让乔孬彻底崩溃，交代了全部细节。

然而，就在案件即将水落石出之时，戴笠突然插手了。他派人向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施压，要求将赵理君移送重庆审理。这个要求立即遭到了河南省主席李培基的强烈反对。李培基认为，如果让赵理君离开洛阳，案件很可能不了了之。

正当双方争执不下时，赵理君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他让情妇以明码形式发出一封电报给蒋介石，详细列举了自己为军统执行的多起暗杀任务，包括杨杏佛案、史量才案等。赵理君原本是想以此邀功求情，不料这封电报却彻底激怒了蒋介石。

1943年5月，蒋介石下达密令：＂即刻处决凶手赵理君等人。＂第一战区军法处随即对赵理君等人进行了审判。庭审记录显示，赵理君始终强调自己只是执行上级命令，但法庭并未采信这一说法。

1943年6月1日清晨，洛阳城外响起了一阵枪声。赵理君和曹银屏等主要凶手被执行枪决。行刑前，赵理君还留下了最后一句话：＂我为军统卖命二十年，没想到今天会死在自己人手里。＂

韦孝儒案的审判报告中记载了一个细节：在押解赵理君和曹银屏前往刑场的路上，恰好经过了当年活埋韦孝儒的那口枯井。此时的枯井已被填平，上面还种上了几棵柳树。而站在这里的赵理君，再也不是那个不可一世的军统少将了。

后来，在整理赵理君的遗物时，人们发现了一本发黄的笔记本。上面记录着他在军统生涯中执行过的所有任务，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。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字：＂成也暗杀，败也暗杀。＂